我要评论採訪：王湘緹、專訪這朱詠莛、綠色牢籠靈代歷史黃盈夢、導演蔡妤晨、黃胤吳珮婷
資料整理：黃盈夢、毓幽移民憶與蔡妤晨、表西表礦吳珮婷
撰稿：王湘緹、台灣朱詠莛
長年關注人類學和民族議題的抹滅導演黃胤毓，2010年開始從事紀錄片創作，專訪這後來旅居日本，綠色牢籠靈代歷史拍攝一系列關於沖繩台灣移民、導演台日後裔等題材的黃胤作品。
2016年完成「狂山之海」計畫之第一部曲《海的毓幽移民憶與彼端》，2021年交出第二部曲《綠色牢籠》，表西表礦先後於慕尼黑國際紀錄片影展、台灣日本大阪亞洲電影節放映，入選2021年日本電影旬報文化電影十佳影片，更入圍了台北電影節競賽，以及今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台灣競賽。
《綠色牢籠》深入二戰前曾是大東亞帝國主義下惡名昭彰的礦坑之島、又被稱作「綠色牢籠」的日本西表島，透過已故台灣阿嬤橋間良子的視角，回顧當年日本、台灣間幾近被遺忘的移民歷史。本次採訪邀請導演黃胤毓娓娓道來，分享本片的創作脈絡、拍攝歷程以及幕後點滴。
- Q：本片從什麼時候開始拍攝？為何會決定拍攝這個主題？
我從2013年開始做比較大規模的移民田野調查，一年多訪問了大概150人。過程中發現沖繩八重山移民歷史的脈絡與重要性，「狂山之海」三部曲計劃因此逐漸成形。2014年馬上開始跟拍《綠色牢籠》裡的主角橋間阿嬤，用她的故事去講述這一小群來到西表礦坑的台灣移民與他們的共同記憶。
一方面西表礦坑的歷史較老、較久遠，鮮少人知道；一方面它又是一段相較悲慘的歷史，許多相關的移民早已搬離，能夠講述的人也已經很少了。因為如此，我認為這個故事是絕對必須去談論的一段歷史，也才有了《綠色牢籠》。
Photo Credit: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Q：導演如何取得橋間阿嬤的信任？又如何拿捏與被攝者的關係？
關於怎麼取得信任這件事，大家可以參考《綠色牢籠》同名書籍，在書中我有詳細提及。我不喜歡一下子打擾別人太久，喜歡多線長期進行，定期三個月拜訪一次，一次一個禮拜，不一定每天，可能是一個上午或下午。拍攝到最後阿嬤也習慣了攝影機的存在，我在她家有九成的時間都在拍攝。
簡單來說，這個過程一定會是漫長的。第一個，你要先信任你的主角，要先試拍並且做田野調查，以拍攝為前提的關係下開始進行。因為有些人就是不習慣被拍，這樣的人就不會成為你的主角。
《海的彼端》與《綠色牢籠》第一年取得的影像基本上都不會使用，親密感要到兩、三年後才會開始自然，往後重複問的問題，對方也會越講越真誠。因此，第一年往往都會成為暖身，你要先認識她，了解她的故事、家族，還有她隨意提到的事情與人名，都要在這一年內熟悉，之後追問才會比較有頭緒。
因為很少人跟橋間阿嬤說台語，她很孤單，所以很快就信任我們，再加上我已經拍過其他阿嬤，知道老人家都是有個開關，他們今天若是想講哪一年的什麼事情，也不能強求去硬問別的事，要懂得守株待兔。
攝影機因此成為一個媒介，對方會知道可以相信眼前這個人，有點像進入精神科醫師的小房間，那裡是可以讓人暢所欲言的地方，宛如某種儀式感，我則成為一個聆聽者，進入人家內心、進到回憶很深的地方。
總體來說，比較不會是我去引導主題、進行訪談。我寧願去耗一個下午都沒拍到、沒問到什麼好玩的事情，這樣也沒什麼損失，就是比較花時間而已。
Photo Credit: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Q：為何選擇在片中加入劇情重演的橋段？能否分享其中的考量。
老實說，那些礦坑現在都成廢墟了，普通人也不會想去，更何況那裡發生過這麼多事情。我們曾經開車載著阿嬤去吃飯，經過那裡她都會說「啊，這裡很可怕，那邊不要進去。」可想而知，對她來說這個地方是很有情緒的。活到現在，她都會記得這些可怕的回憶，所以如果選擇帶她進去裡面，是暴力地帶她回到創傷現場。
當然，作為拍攝者，我們會進去到處拍，可是這些礦坑的影像，和阿嬤在房子裡的影像，整體視覺很難連結，這讓我卡關滿久。在這期間我就決定弄個歷史調查小組來研究、探勘礦坑和廢墟，經過兩三年來來回回，我開始思考劇情重現和意象具體化的可能性。
以阿嬤的語氣和她講述的故事回憶，結合我們手上的史料、錄音帶和文字，組合成一個影像空間。這是一個滿難的一個選擇，花錢又花時間，觀眾算是評價兩極，但結論來說，我認為是很好的嘗試。
細看的話，本片劇情重現分成兩種性質，一種是以演古的方式，純粹重現1930年代阿嬤小時候的回憶，另一種則以幽靈呈現。這個決定是因為在2019年末，我們透過訪談、歷史考察或是文獻研究，發覺很多跟幽靈相關的故事，枉死者的靈魂徘徊於世間可說是非常常見的事情，所以最後決定如此呈現。
一方面，它確實就是口述歷史裡常常被提到的樣貌，特效也是建立在真實的回憶訪談，另一方面「幽靈」也代表了這些在西表礦坑的台灣人和移民，這些回憶及歷史是我們不能忽略的。
- Q：路易斯在片中是另一條重要支線，能否談談這個角色？為何選擇放入片中？
考量到台日兩邊的國內觀眾，以及少部分國外觀眾，路易斯這樣生活在沖繩的美國人，就內容的角度來說可以增強現代性、生活感。他讓故事不只是阿嬤講古，也改變了節奏步調，不讓影像內容沉浸在悲傷、沉重的狀態，因此以導演的角度而言，他必須被放進來。
對於日本觀眾，路易斯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因為他講的是現代日語，阿嬤講台語。路易斯是一個中間者，讓日本觀眾比較好理解整體故事的路徑。因此在日本放映時，大家都會覺得這個部份很好，日本人也都很驚訝，覺得路易斯的背景很特別。
最後一個層面是，我跟攝影師的個人情感，我們真的都很喜歡路易斯，認為路易斯和阿嬤都是《綠色牢籠》的一部分，把他刪掉從來不是一個選項。只是這條線要怎麼放、放多少份量的問題一直存在，後來是透過法國剪輯師以第三者的角度順成現在的樣子，最後的處理真的恰到好處。
Photo Credit: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Q：能否分享當初與法國團隊合作的契機？與兩邊的剪輯師（法國團隊、何孟學）如何溝通、取捨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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