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文：王晴鋒
尷尬的認同主體
中國官方一直拒絕承認同性戀現象的合法存在，在同性戀「非罪化」和非病理化之前，出櫃從同性戀者在法律、中國自覺自願醫學和道德實踐中作為懲罰、同性醫治和譴責的權益對象頻頻出現。
儘管最近十多年來同性戀者的意識域中法律地位得到了些許改善，但他們仍類似於范金納普（Arnold van Gennep,淡薄地消 1908/1960）所說的處於「閾限」（liminal）狀態的人，這類人在「法律、共領習俗、認同傳統和儀式指定並分派的出櫃從各種位置之間懸而未決。」例如，中國自覺自願中國現行的同性婚姻法規定婚姻雙方必須是異性，同性婚姻在中國仍不許可。權益
法律也沒有對性取向作出任何區分，意識域中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淡薄地消對同性戀的壓制並非是為了促進性別中立的司法制度，而是為了維護僵硬的性別角色規範。與此同時，絕大多數同性戀者不得不選擇在「他者」面前隱匿自己的性取向，他／她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內化了社會污名、恐同症，成為自我憎恨（self-hatred）的同性戀者。
作為一種「結構性不公正的道德奴役（moral slavery）」（Richards, 1998: 458）的結果，法律地位的含糊不清甚至缺失、強制性異性戀以及自我憎恨等狀況，正以非正當性的理由限制和剝奪著同性戀社群的基本權益。
由於這種主體的不可見性，西方社會較為明顯的「同性戀攻擊」現象在中國社會中較為少見，普通民眾針對與性取向有關的侮辱也較少。但中國社會依然存在偏見，許多人視同性戀為不正當的、令人反感的。國家新聞出版署《關於認定淫穢及色情出版物的暫行規定》（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二條明確規定：「淫褻性地具體描寫同性戀的性行為或者其他性變態行為，或者具體描寫與性變態有關的暴力、虐待、侮辱行為」屬於「淫穢出版物」。
在這一規定下，很多同性戀題材的文學、影視等藝術作品的公開發行、出版、展覽都非常困難。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言論審查並非是在法律框架下進行的，對相關表達的禁止，不是依據法律進行，自然也沒有辦法進入到訴訟當中，所以禁止表達的內容常常比法律規定更加擴大化。」（郭曉飛，二○○八：九）
此外，針對中國同性戀「非罪化」這一說，不少人持懷疑態度。郭曉飛（二○○七）認為一九九七年新《刑法》把流氓罪分解為若干罪名，這其中立法者並沒有為同性戀正名的意圖。中國「同性戀非罪化」是同性戀者為逃避流氓污名對西方的一些象徵性符號進行挪用的結果，這是一種話語策略，運用強勢話語來論證同性戀權利的正當性。
但是，這種策略可能同時遮蔽了中國對於同性戀性行為的「罪」與「非罪」並不敏感的事實。倘若「非罪化」一說是一種「話語策略」，產生了立法者未意識到的「非意圖後果」，那麼，不管同性戀精英是否意識到，「非罪化」以及「非病理化」的這種話語的提出、流傳與廣泛接受，起到一種傅柯（一九七六／二○○五）所說的「逆向話語」（reverse discourse）的作用。
在這種話語中，「同性戀開始為它自身的權益發出聲音，要求它的合法性和『自然性』得到承認，它們通常使用醫學上被取消資格的同樣的一套詞彙和類別。」它動員了一個相反的話語體系，來反對由它產生的規範化制度。「一種反向意義的可能性（在於）它開啟了另一種指稱，它超越了該術語以前被限制的範圍」（巴特勒，一九九七／二○○九：八八）。
正如傑弗里・威克斯所言，性「個體化」類型學的鞏固對挑戰整個異性戀範疇體系產生了悖謬的影響（Weeks, 1985: 244）。最初，「同性戀」標籤被醫生、性學家用來描述與傳統規範相違背的類別，而一旦人們被貼上這樣的標籤，在「逆向」的肯定中，它開始訴求自身性身分的合法性。
這裡還應指出的是，目前的同性戀闡釋存在話語壟斷現象。同性戀社區能站出來發出聲音或願意發出聲音的，是那些具備一定條件的社區精英人士，他／她們大多有著較高的學歷（不少人有海外留學經歷）、較強的經濟自我支持能力、良好的自我認同、能憑一己或眾人之力調動和利用各類資源為己所用，以及／或者已經向周圍的人甚至家人「出櫃」，他／她們的行為和思想源泉往往來自於西方的同性戀運動，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較深。
然而，同性戀精英視角並未能完全、充分代表中國普通同性戀者的聲音，制度／國家的視角很容易忽視微觀的個體生存狀態。普通同性戀者的失語存在於多個層面：首先，由於在國家法律、制度的層面沒有同性戀者應有的地位，它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更談不上權利與保障，這一點對女同性戀者而言尤為明顯。
這種制度性的忽視對普通同性戀者影響最深，因為他／她們往往比那些有很強自我意識和行動能力的社區精英更需要制度支持和文化包容。
其次，媒體的集體失聲。同性戀者是一個不斷遭到社會質疑和大眾審視的客體，這種「政治上不正確的性關係」處於權力的神經末梢，它在公共話語中顯得尤為敏感。媒體的依附性使它屈服並投靠於政治權力的懷抱，與意識形態共謀形成對同性戀客體的一系列管控機制。
再次，同性戀精英話語再一次掩蓋了普通的同性戀者，都市空間中的同性戀消費主義所提供的自由度取決於同性戀者所擁有的資本（魏偉，二○一一），這種半公開的空間會產生新的區隔化。那些高學歷、有體面職業、身分認同良好的同性戀者的聲音取代了其他同性戀者，同性戀社群開始出現分化，這些積極分子大談同性戀社區中的「素質」問題，認為來自農村地區的MB破壞了同性戀者的公眾、媒體形象。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