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文：關首奇（Gwennaël Gaffric）
【緒論：人類世時代的人類台灣文學】（摘錄）
台灣的生態批評理論約於二○○○年起在大學外語系中開始有了討論與交流，特別是文學吳明淡江、中山、緒論中興等大學舉辦的透過態研討會與演講活動，不僅探討了文學中的作品質思環境議題，更邀請當時的關係論述健將如史洛維克、墨菲（Patrick D. Murphy）和莫頓等人到台灣交流。考生台灣與其餘大西洋外的人類地區相同，最受學者矚目的文學吳明文類即是自然寫作（nature writing，吳明益譯為自然書寫）。緒論
然而，透過態除卻近來的作品質思比較文學研究外，大多數台灣的關係生態批評論述仍對作家做為現今生態典範持保守態度，將作品限縮在台灣境域之內。考生由此可知，人類台灣生態批評研究經常帶有地區性的觀點，因此也被視為一種特殊的存在。這一現象正和一般做為普遍經驗的美國生態批評與「美國經驗」相反（黃逸民，2010）。
生態批評的目的並非藉由一本小說反省拯救生態的手段，更非探究詩作如何反轉讀者看待自然的眼光，而是在全球化的今日，處於消耗環境、記憶與想像的現代性中的文學如何創造出虛構、生成和存在的條件。因而，在人類行動對環境與其他共存生物造成空前影響的時代中，本書將文學視為一種觀察、抵抗與創造的方式。如佩斯（Saint-John Perse）的詩作所示，我們處於「地球與人類交會之際」（Perse, 1972 : 438）。生於人類與地質學激烈碰撞時代中的文學，能發展出什麼樣的生存與共存模式？
因此，本書將取道各種不同的現象來探索文學與生態對彼此的詰問，論及河川汙染、甲烷冰的開採、海洋廢棄物、石化工業、摧毀月球的行動、蝴蝶的販售，甚至是化成抹香鯨的人。這些道路終將通往同一個目的地，即透過吳明益的作品，以「關係的本質」（ontologie de la relation）思考生態。
為什麼談台灣？
台灣位處中國與日本的歷史與地理交會之處，這兩個大國面對的生態議題都比福爾摩沙群島嚴重得多，且更為驚心動魄。再加上台灣在世界上的地位微乎其微，對國際環境政策根本無能為力，在這樣的背景下，探究一個台灣作家的寫作能為全球性的人類世辯證帶來什麼影響呢？
事實上， 正是因為這種「 閾限狀態」（liminalite） 更顯台灣的重要性（Corcuff, 2011）。這座島因為殖民的歷史、地理位置的特殊和模稜兩可的地緣政治，幾世紀以來逐漸成為這個區域和全球歷史的交匯點。島嶼在地理大發現時期便是歐洲航海家口中的夢幻之地，直到歐、亞殖民時期都佔有重要地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台灣更成為太平洋戰爭的基地，自冷戰時期起，始終是美國眼中的關鍵戰略地區。
此外，身為工業化國家「模範」的台灣，政治地位極富爭議，有時有機地依附在模糊的大中華文化上，有時似乎又與海洋母體文化之間有著某種連結，端看各種對立意識形態的考量。然而，正如所有的後殖民地區，台灣的歷史軌跡不能自立於全球歷史背景之外。儘管島嶼上的某些現象看似在地，例如特有種蝴蝶的滅亡、工業汙染帶來的疾病、湖泊環境惡化或都市化的負面影響……事實上都脫離不了與整個世界的關聯。台灣面對的所有生態問題都是島嶼歷史的一環，也含括在世界歷史之中 。
本質上也處於閾限狀態的台灣文學史，正是進入台灣歷史與其獨特魅力的大門。台灣的認同也和自身的歷史相似，始終處於變動的狀態，有時投射出日本帝國的影子，有時又是大中華或台灣國族。這種擺盪的特性即是建構「國家文學」（litterature nationale）的挑戰。近二十年來，重寫台灣文學史的工作也相當於重新評估了它在這些特殊類別中的地位。直到不久前，無論是在法國、台灣或其他地區，在「中國文學傳統」的框架外研究或翻譯台灣文學仍被視為是邊緣化且帶有區域主義的做法，同時也無法避免地與政治掛勾。
為突破中國中心主義的限制，自一九九○年代起，學者嘗試以各種自我參照的方式建構台灣文學史，文本卻因此失去了開放與流動的特質，落入和其他地區的本土文學相同的命運，最終只能與自己對話。創作對外界封閉的台灣文學或一味談論台灣，必然讓文學陷入普世性與特殊性二元對立的困境。這兩種概念正如硬幣正反兩面，相互強化另一方的正當性。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稱之為「小民族的區域主義」（provincialismedes petits），意思是這樣文學認為自身足夠豐富，有能力闡述己念，因此拒絕把自己放到過於遼闊且遙不可及的「大環境」（grand contexte）下思考，與「大民族的區域主義」（provincialisme des grands）對立，不願被框入世界文學的概念之中。
無論就歷史或群島地理環境來看，台灣皆不處邊緣，反而應是各種關係的交會點。文學也不斷重新界定著台灣的多元性。如此看來，解讀吳明益文本中的生態批評時，必然涉及地理批評的論述，換言之，即是人類空間與文學作品的交互影響。
本書的使命之一便是避免把台灣當作絕對或封閉之地，一如吳明益的文字表達的不是一個台灣人窺見的世界，而是做為一個作家如何在既定的社會與歷史背景下，以獨特的視角――因此勢必有所偏頗與限制――看待生態、哲學與文學。「把孕育出詩歌或文學的產地與整體—世界（totalite-monde）緊密相連」（格里桑，1995 : 28）便是引導本書行文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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