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前腳走、莫迪後腳來:「中亞-印度」峰會是否改寫一帶一路地緣格局?

  发布时间:2024-05-16 00:08:26   作者:玩站小弟   我要评论
文:林泉忠東京大學法學博士、中央研究院前副研究員)、納扎爾拜・葉爾肯Yerkin Nazarbay,哈薩克國立大學經濟科學碩士、武漢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博士候選人)在哈薩克「血腥一月」得到平息後,中亞五國 。

文:林泉忠(東京大學法學博士、習近寫帶中央研究院前副研究員)、平前納扎爾拜・葉爾肯(Yerkin Nazarbay,腳走局哈薩克國立大學經濟科學碩士、莫迪武漢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博士候選人)

在哈薩克「血腥一月」得到平息後,後腳中亞五國領導人於1月25日共同出席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的來中路地「中亞-中國」建交三十週年視訊峰會。由於此次峰會在中美「冷戰」與中俄「友好」特殊背景下召開,亞-印度緣格因此中國「新中亞戰略」成為各方關注焦點。峰會否改

期間,習近寫帶防範「顏色革命」、平前打擊「三股勢力」、腳走局加強區域「軟實力」、莫迪深化區域交通一體化與經貿互動等議題,後腳將作為「一帶一路」核心區的來中路地中亞之戰略地位提升至新的高度,其內涵等同於「重返中亞」。亞-印度緣格

出乎意料的首屆「中亞-印度」峰會

不同以往,令各方震驚的是,時隔兩天中亞各國領導人以同樣的形式,出席了由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發起的首屆「中亞-印度」峰會,讓人不禁猜想新德里此舉是「龍象共舞」還是「龍象相爭」?還是重構「俄進美退」後的中亞「新三足鼎立」之勢?中亞五國元首如此積極回應「中南亞一體化」其背後目的何在?

毋庸置疑,伴隨美國「印太戰略」與俄國「南北戰略」的同步深化,印度憑藉其特殊地理位置與歷史淵源,成為兩大陸海戰略之關鍵國家,使其受益匪淺。印度也在此關鍵點牢牢把握歷史機遇,史無前例地推出「北上戰略」,打破現有之格局,進而成為區域的新秩序輸出國,並以此為基礎消除阻礙國家崛起的絆腳石。

對作為全球最大新興經濟體的印度而言,與俄羅斯和中亞五國,一同彌補因美軍戰略後撤所造成的區域地緣政治權力真空,不僅可以掃除長期威脅其西北部穩定發展的陸上安全隱患,而且還可以此為基礎一舉打破區域現有之地緣經濟格局,一方面打造全新的陸海跨區域多元經濟合作框架與戰略走廊,另一方面則塑造區域秩序輸出之新源泉。

因此,在此次分別由「北方」俄羅斯和「南方」印度所主導共同推動的區域經濟「新一體化」過程中,持續推動「阿富汗重建進程」與「國際南北運輸走廊」(International North-South Transit Corridor)對接是關鍵,其中維護並加強阿富汗國族建構之多元化發展方向,則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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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總理莫迪(右上)與中亞五國領袖視訊會議|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中亞-印度」關係的根基是長期不間斷的友好歷史

印度對中亞各國而言並不陌生,且從未將其視為威脅,相反視之為堅定的「盟友」。對烏茲別克而言,印度末代王朝——莫臥兒帝國(Mughal Empire)是其先祖帖木兒大帝(Amir Timur)後裔所建,因此共屬一脈相承的「兄弟之邦」。對哈薩克而言,征服印度次大陸的莫臥兒帝國則是避免河中(主要指今烏茲別克)政權持續膨脹的牽制力量。

進入近代以來,中亞與南亞作為獨立地緣板塊且遭受了同樣的歷史命運,即相繼被沙俄和英國所殖民。俄英之間的南北擴張,在歐亞大陸心臟地帶引發了首輪大國博弈,進而以緩衝之名,造就了既不屬於南亞,也不是屬於中亞,更不屬於中東的阿富汗。

印度獨立後,蘇印關係伴隨蘇中交惡與印巴衝突的愈演愈烈而蒸蒸日上。在此過程中,中亞扮演了「調停人」的角色,平息第二次印巴戰爭的《塔什干宣言》,使烏茲別克成為了平衡南亞次大陸地緣政治格局之平衡的軸心。而蘇聯解體後的「中亞-印度」關係,則是在原蘇印友好關係的基礎上得以延續。

推動「中南亞區域一體化」的共同地緣經濟利益

印度實現「北上戰略」的關鍵在於,成功推動阿富汗北部中亞段與西部伊朗段之間南北走向的區域鐵路一體化。通過貫通俄國所推行的「國際南北運輸走廊」,鞏固發展阿富汗民族國家建構之多元化進程,迫使阿境內普什圖族(Pashto)融入「多元的阿富汗」的同時,引發「杜蘭線危機」(Durand Line),進而改變喀什米爾(Kashmir)現狀,最終一舉扭轉乾坤並問鼎天下。

不同於兩韓三八線,形成於十九世紀末期的杜蘭線作為第二次英國-阿富汗戰爭的產物,其核心目的,是通過將位元於該線東西兩側的普什圖族一分為二的方式捍衛英屬印度的陸上安全,並且以此為基礎削弱普什圖族分別在該線兩側的政治勢力,進而鞏固自身在中亞「緩衝國」阿富汗中的絕對影響力,避免且遏阻沙俄持續進一步南下。

但自二十世紀中期印巴完成分治以來,杜蘭線隨即成為與印度敵對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間的國界線,而位於該線兩側的普什圖族,則分別作為阿富汗第一大民族和巴基斯坦第二大民族,不再是區域「單方防範對象」,相反則是「多方利用對象」,其地緣戰略價值也受此影響得到大幅提升。

蘇聯入侵阿富汗後,普什圖族作為區域抵禦入侵的不可忽視核心力量之一,逐漸演變為沙烏地阿拉伯之瓦哈比(Wahhabism)思想的主要輸出對象(塔利班),而該意識形態則與中亞本土傳統的伊斯蘭遜尼派哈乃斐(Hanafi)思想可謂水火不容,從而不可避免地引發了阿富汗北部塔吉克、哈扎拉(Hazaras)、烏茲別克等北方民族的全面抵制,進而引發曠日持久的軍閥混戰,導致阿富汗長期陷入難以自拔的「內戰狀態」。

在此過程中,巴基斯坦一側普什圖聚集區始終發揮著大後方的角色,自始至終都為構建「大普什圖斯坦」(Great Pushtustan)提供所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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