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重返歷史或預想未來 ──「RE：」的圓／復當代意義
時間： 2023年3月5日
地點： 《Sample 樣本》辦公室
主持： 葉梓誦 （寫作、評論、對談的記翻譯、苦難編輯，憶與文藝評論雜誌《Sample 樣本》總編輯。書寫下稱「葉」。圓／復）
與談人： 李嘉儀 （寫者，對談的記著有散文集《曝光》 [2022]。苦難下稱「李」。憶與）
冒業 （香港科幻、書寫推理評論人及作家，圓／復第十九屆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首獎得主，對談的記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國際成員。苦難下稱「冒」。憶與）
勞緯洛 （作家，書寫著有小說《崩末》[2023] 及《卷施》[2018]。下稱「勞」。）
（上篇：重讀之必要）
勞：剛剛嘉儀談到苦難和身體之間的關係，我可能有些不一樣，我比較會去思考苦難和精神之間的關係。當然我們可以說精神和肉體並不是二分的，甚至它不應是個側重點，但最少從我的寫作姿態所呈現出來的，並沒有嘉儀所說的那種強烈的身體經驗。也如你剛剛說到我們如何去make sense of 那些苦難，那些苦難如何指向將臨的救贖，我所思考的是，當我們在這個而非其他時代寫作，意味著我們應該有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書寫，應該是怎樣的一種思維或者實踐。所謂苦難應該是in context的，又或者相比當今的苦難，我們很難去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苦難。又或者為甚麼人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那麼開心？我們已經無法再理解當時的歷史處境，我們中間經歷了一個vacuum，無法理解的真空，當然這是個更大的詮釋問題。
回到當代文學如何處理當代苦難的問題，就是說，當我們今天可以坐在這裡展開對談，去談論未來的文學時，與此同時，是出於某種意義上的我們被贖還，亦即有些人為我們犧牲了，或他們為我們抵受了某些創傷，我們才可以坐在這裡。所以對於我來說，我自己肉身所受的創傷，不算甚麼，因為總有人比我痛苦，總有人比我承受得更多，我要承受的，應該是我作為餘留下來的remnants，我如何去展開我還能夠相信的書寫。這是一種二律悖反，我被餘留在這裡，我應該發聲，但另一方面，我被餘留，我不應該發聲，我沒有資格發聲。兩者也說得通，同時兩者也說不通。或者反過來說，甚麼是我的特權？又或者甚麼是這一刻，只有身處我這個位置才能做到的事情？
而所謂苦難，對我來說，一方面是倖存的命運和事實，另一方面如果回到RE的思維，當有很多事情顯得不可逆轉地前進時，又或者當說故事的技藝變得無以為繼時，我們應該要做些甚麼。在牽涉到我們如何去理解歷史，我們能不能相信歷史的每一步都是一個進程，或者一個moment。一個moment除了是一個瞬間──也是在德文中的Augenblick──但它的意思除了是瞬間，也能解作階段。所以會不會，每個時間段都是歷史中的某一個階段，將會開顯另一個階段，義人就會被拯救，罪人就會被審判，我們是不是正在想像這樣的一種未來呢？如果我帶著這樣的前提去思考寫作的話，我覺得，這種寫作的本身不過是無病呻吟。
剛剛談到〈歷史哲學論綱〉，有些人翻譯作〈歷史的概念〉，因為他的德文是“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即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他裡面提到一點對我來說影響很深，就是生者和死者之間一種的秘密協議，而那就是藉著一種很微弱的彌賽亞力量，將它延續下去。即是說，每個寫作者都是一個重寫者，每個人都在重活一次他的人生，我們每個人都是一種nachleben，我們一方面再重新過活以前的人的人生，另一方面我們正在過一種afterlife，亦即我們一直都在一種堆疊的歷史意識中寫作，一種廢墟的歷史意識。而唯有在這種對RE的更深刻思考之中，我們才能說得上真正地從剛剛提到的那種進步論或歷史主義的歷史觀中解放出來。所謂歷史意識，不再是尋求對某種預設存在的歷史客體的認識，而是一再回返於關於可被辨識的現時（jetztzeit）的呼喚和應答──也就像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命題：歷史如何為我所用。
Photo Credit: Friedrich Hermann Hartmann,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想提出最後一點，我們所有的寫作不過只是一種失敗的預想。即是說我們都在預想Messiah，但這是一種注定失敗的Messiah，例如在本雅明去評論卡夫卡、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時候，都是將之理解為失敗的預想。當代之書或未來之書正正就是失敗之書。這正是我們今天在面對一切不可解的苦難，歷史的無常，或面對人生不可預測的命運，應該追求的某種書寫。我們不再相信某種可被認知或可預知終結的信仰，而相反，就如本雅明或卡夫卡所言，當有一天，在沒有一人信仰這份信仰的時候，救贖就會來臨。
冒：笠井潔提出了「大量死」的說法，意思是大量的人基於一些毫無道理的原因死去，同時大量的屍體均是沒有名字的，即是有一堆不知道身份是誰的屍體。在經歷了這樣慘烈的情況下，人們會產生一種思考，就是有沒有可能用理性去挽救這些死亡，以理性去追求有個性、尊嚴和名份的死亡。而偵探小說所講的就是死亡的故事，去為那些屍體尋找為甚麼會死的說法，到最後找出作惡者，從而令那些屍體沉冤得雪。根據笠井潔的說法，偵探小說的源頭是鎮魂文學。這就是它崇尚理性背後的motive drive。這亦是笠井潔認為歐美偵探小說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的二、三十年代迎來黃金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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