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文：余杰
你如何認識歷史，大光決定了你如何定義自己
清教秩序五百年的清教故事，到此暫告一個段落。秩序制
以下的百年歷史，我將與讀者朋友們共同經歷和參與，有良有良我們的俗才騷餘生將看到更加波瀾壯闊、激動人心的來百領風劇幕上演。
你如何認識歷史，年美決定了你如何定義自己。國還我是將獨基督徒，是大光清教徒的屬靈後裔，是清教保守主義者，是秩序制美國公民。我認識和書寫的百年歷史，是有良有良由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及精神、心靈秩序主導的歷史，是由宗教改革形塑的近代化和現代化，是建立在新教信仰、喀爾文神學、保守主義、公民美德、城邦正義、地方自治、共和政治和市場經濟等核心價值之上的「現代世界之誕生」。
當代西方世界的學術、傳媒和教育系統，成為進步主義、世俗主義、人本主義及左翼自由派的奴僕，早已背叛了真實的歷史脈絡——他們拒絕承認形而上的真理和基於聖經的世界觀，歷史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們企圖以子虛烏有的「一六一九」取代蕩氣迴腸的「一七七六」。
在左翼知識人看來，既然歷史並非由上帝掌控，歷史的動力就是地理、環境決定論或偶然論。關於近代化為何出現在西方而非東方，當代名聲顯赫的歷史學家們的答案大都不出以上這兩方面。
生物和地理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在其經典之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中認為，歐洲而不是中國主宰當今世界的原因是，歐洲的半島地形使得小王國有能力抵禦潛在的征服者，因此偏好分散的政治權力，而中國更為渾圓的海岸線使得中央集權而不是諸侯割據成為偏好（關於中國中央集權的原因，還有魏特夫的治水理論）。戴蒙指出的政治制度上的分權和大一統跟近代化的正向或負向關係，大致是正確的；但是，地理原因只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多種原因中的一個，且並非決定性的那一個。就淡化和忽視基督教文明而論，這種被視為「長期注定」理論的地理決定論，顯然是左派的唯物主義理論，但它後來被更左的左翼批評為西方的辯護士，甚至是種族主義，戴蒙大概只能哭笑不得。
在「長期注定」理論的對立面，是近年來更流行的「短期偶然」理論。「加州學派」開創者傑克．戈德斯通認為，直到一六〇〇年以前，東西方的優勢大致相當。十八世紀，經過瘟疫和戰亂之後，大多數帝國恢復了元氣，鞏固了正統思想的統治，唯有西北歐的新教徒摒棄天主教傳統，這種反抗行為推動西方走向工業革命之路。但他並不認同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導致「資本主義精神」的理論，他只是認為宗教改革造成的分裂成為新思想迸發的溫床，但新教未必比天主教更有利於資本主義和科學的發展。
他還認為，一些偶然事件有可能改變歷史進程。例如，一六九〇年的博因河戰役中，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軍隊射來的滑膛槍子彈撕破了奧蘭治親王威廉的肩膀——如果那發子彈再低幾英吋，威廉戰死，天主教就可能統治英國，法國就可能主宰歐洲，工業革命就可能就不會發生。然而，他忽視了比威廉這位來自尼德蘭的新教君主更至關重要的是英國的傳統和民情——即便威廉死在戰場，已占人口多數的英國新教徒不會容忍詹姆斯二世將英國拉回天主教世界；即便沒有威廉，英國人仍將捍衛其信仰和政治制度。
美國歷史學者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也是「短期偶然」理論的支持者，他在《大分流》一書中指出，在一八〇〇之前，英國或歐洲並未領先於中國、日本和印度，中國江南的市場經濟形態，甚至比歐洲更接近亞當．史密斯的古典經濟學理想。他不讚同「英國奇蹟」的說法，也反對歐洲中心主義。他解釋說，西方的成功是靠兩次運氣——一次是偶然發現美洲，從而產生了一個能為工業生產提供動力的貿易夥伴。第二次是英國擁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便於開採的煤礦設備，以及快速實現機械化的工業。
然而，西方發現並殖民美洲絕非偶然，海外冒險和遠航的驅動力是西方特有的貿易和傳教的激情——否則無法解釋為何西方在航海技術和船隊規模遠不如鄭和船隊的情形下，卻能創造如此輝煌的事業，而鄭和下西洋只是彗星閃過天幕。另外，彭慕蘭更不能解釋的是，英國為何能擁有採礦設備及機械化工業？工業化離不開知識爆炸、對自然的研究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成熟，這一切背後有賴於整體性的觀念秩序和政治經濟制度。在二十世紀亞太地區經濟崛起之前，在基督教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中找不到這樣的觀念制度和政治經濟制度。
美國學者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標新立異地將「政治正確」推展到極致，為了破除所謂「西方中心主義」，他提出「東方中心主義」——歐洲僅僅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一個遙遠的邊緣半島」；西方並未崛起，只是「東方的衰落」襯托了西方的崛起；「東方的衰落」源於白銀危機，這場危機使中國錯失工業革命的契機。這種極端化的「政治正確」的歷史敘事，既無事實支撐，也不合基本邏輯，倒是與中國當代民族主義者的「貨幣戰爭」之說不謀而合，清晰地顯示出「政治掛帥」的西方學界的「自我憎恨」症候。
而在「長期注定」和「短期偶然」兩種理論之間採取中庸立場的，是史坦福大學歷史學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一書中提出的「生物學法則」、「社會學法則」和「地理學法則」，這些法則之間不斷的相互作用使得西方取得主宰世界的地位，而「地理學法則」——從歐洲航行到美洲比從亞洲航行到美洲更近、更容易（橫渡大西洋比橫渡太平洋更容易）是決定東西方近代發展差異的關鍵原因。莫里斯否定了文化、宗教信仰、價值觀、社會制度或盲目的隨機事件的解釋，而以「確鑿的物質現實世界」為焦點，這顯然是唯物主義的態度。然而，絕對的地理決定論無法自圓其說——鄭和的船隊不是抵達了非洲嗎？對鄭和而言，橫渡太平洋在技術上並非難事。顯然，在地理和技術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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