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文：余杰
黑森林中的大光的歧的東《格林童話》其實是限制級的恐怖小說
每個民族或國家都有其圖騰或對應的自然象徵物：中國是河流（黃河與長江），俄國是歐洲雪原，印度是德林情大象，美國是國的構上白頭鷹。作家卡內提指出，黑森英國人喜歡想像自己在海上，結與德國人喜歡想像自己在森林中，其精很難把他們在國家情愫方面的神結區別表達得比這更簡潔。
在德國人心目中，有關存在各種同樣強烈的大光的歧的東記憶和印象，其中首先是歐洲關於森林的記憶。幾個世紀以來，德林情它們在德意志民族的國的構上心理、文化和歷史上留下了印記。黑森德意志民族是結與歐洲各重要民族中較晚接受基督教的，其基督信仰中摻雜相當多異教成分，如泛神論和摩尼教。海涅說過，德國人的祕密宗教是泛神論，這個論斷揭示了關於德國靈魂的重要真相，森林正是泛神論的起源與氾濫之地。英國歷史學家尼古拉斯．斯塔加特（Nicholas Stargardt）則指出，「能或否」、「生存或毀滅」、「全部或全無」、「勝利或毀滅」等摩尼教二元論觀念在德國源遠流長，且構成希特勒的中心思想，而生活在山林中的人更容易接受這種思維方式。
在近代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像德國一樣，對森林保持著如此鮮活的感受。筆直而平行的樹木，它們的密度和數量，使德國人的心中充滿了深切而神祕的歡樂。儘管德國的人口密度是英國和法國人口密度的兩倍，但其森林覆蓋率高於法國，是英國的三倍。時至今日，德國人仍在尋找祖先居住過的森林，感到人與樹木是一體的。在德國人的民間記憶中，森林始終具有雙重意義，它既是德國人的休閒之地和保護之地，也是邪惡和暴力的發源地。
森林是保護力量的象徵。當路德受薩克森選帝侯之庇護，隱居瓦爾特堡時並翻譯德文聖經時，常常遙望圖靈根綿延起伏、古木參天的山丘。這些森林也是他快樂的源泉。又如卡斯帕．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所繪的名作《霧海上的旅人》，那名站在群山之巔的人物就是那個時代德國人的縮影。而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詩化哲學」中，「黑森林」是一個關鍵的意象，那是一種神祕的、充滿母性的庇護者。
另一方面，森林中隱藏著野獸和精靈，人們很容易在其中迷失。森林代表一種永恆的威脅。這種對「邪惡力量」的恐懼，是德國人普遍有之的「黑森林情結」，例如《格林童話》的故事大都在森林中發生，它們是如此讓人恐懼，包含了大量的暴力敘事，並不適合兒童閱讀，根本不能稱之為「童話」，稱之為限制級的恐怖小說更恰如其分。耐人尋味的是，納粹的文化理論家對《格林童話》評價甚高，呼籲每個家庭都擁有一本。從第二帝國時起的大多數時間裡，《格林童話》在德國的銷量和受歡迎程度僅次於《聖經》。
浪漫主義小說家路德維希．蒂克首次將擁有中世紀城市、森林、古堡廢墟和礦山的法蘭肯地區，神話為德國浪漫主義的聖地，他寫道：「我覺得，自己似乎要被一個祕密社團，一個神祕的聯盟所接納，或者被帶上一個私立法庭。我記得，在童年時代的夢中，偶爾見過這樣長長的、狹窄而黑暗的走道。」
浪漫主義詩人同時也是採礦學家的諾瓦利斯，對森林中的地下世界更有興趣，他在《夜頌》中寫道：「晶瑩的波浪，非通常的感官所能聽見，湧入山丘幽暗的懷抱，塵世的潮水在山腳冒出；誰品嘗過它們，就不會返回喧嚷的世界。」在他的詩歌中，夜的圖像與山中世界合二為一，夜是時間，而山是起源之地。森林中的地下世界比天堂還好美好：「值得羨慕的幸福」是「與大自然古老的岩子岩孫，與其黑暗和神奇的洞穴打交道」所帶來的。這種感受可以用來解釋希特勒為何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待在東普魯士森林深處的「狼穴」之中——那不僅僅是為了安全的緣故，黑暗給希特勒以靈感和勇氣。
腓特烈大帝以來，德國擁有了歐洲第一支近代意義的職業陸軍，德國也成為第一個帶有軍國主義特徵的近代國家。德國的群眾象徵是軍隊，軍隊又宛如森林——德國特色的「黑森林」。軍隊不只是一大群人，軍隊是行進著的森林。森林成為軍隊的預表，說明德國精神的核心是集體主義而非個人主義的，如卡內提所論：
對德國人來說，軍隊和森林無論如何是融合在一起了，儘管他自己不認識這一點。儘管在他人看來，軍隊是枯燥、單調無味的，但是在德國人看來，這種枯燥和單調卻是森林的生命和光輝。他在森林中並不害怕，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所有這些樹木的保護。他以樹木的剛毅和正直作為自己的準則。
德國的「黑森林」情結，也與德國在精神結構上的東方化有關。德國在精神上比若干地理上更東的東歐國家還要「東方」。冷戰時期，聯邦德國是第一個啟動「東方政策」的西方國家，這絕非偶然。日本《讀賣新聞》常駐德國記者三好範英在《德國風險》一書中指出，德國位處歐洲的中心，並不完全認同西歐的價值觀。在觀念上，德國人更崇尚東方，包括俄國和中國。德國人認為西歐過於表象和淺薄，不及東方的深邃和神祕。三好範英舉出德國知識分子中最西化的湯瑪斯．曼為例——湯瑪斯．曼在一戰期間寫下《一個非政治人物的反思》，把「具德國性的」定義為「文化、靈魂、自由與藝術，而非文明、社會、投票權或文學」，以此與西方對照。這些歷史遺產讓德國和東方保持著某種心性上的聯繫。
有趣的是，英國學者斯蒂芬．葛霖從一個類似角度看待全球化時代德國與中國的親密關係：除了經濟上的利益之外，德國和中國都有同樣的受害者心態——作為後發展國家的怨恨心理。中國永遠將自己置身於西方和日本殘酷殖民政策的受害者的位置上，如今中國正在奪回亞洲乃至世界中心的地位及自豪感；德國則將受害者的感覺深深掩藏起來，因為兩次世界大戰它都是罪魁禍首和加害者，但德國內心深處也有一種「凡爾賽和約情結」，這種情結對於重新成為歐洲第一強國的德國來說是非常危險的，卻正好與中國情投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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