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瑞伊格頓《論悲劇》：簡言之，悲劇是一種政治的順勢療法

文：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

它不是泰瑞巨大醜惡的事物；不是罕見不凡的命運；也不是難以抗拒的不朽機遇；它有的只不過是尋常厄運的印記。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叢林中的伊格野獸》（The Beast in the Jungle）

據說世界上到處都有悲劇。如果我們是頓論的順用日常的意義來解釋這個詞，那麼這句話的悲劇確說得沒錯。為了孩子的簡言劇種死亡、礦災或人類心智的悲政治逐漸衰退而哀傷，這並非只限某個文化所特有。勢療悲傷與絕望是泰瑞人類的共通語言。但是伊格從藝術層面來看的話，悲劇卻是頓論的順高度特定的類別。舉例來說，悲劇在中國、簡言劇種印度或日本的悲政治傳統藝術裡，幾乎找不到任何類似悲劇的勢療事物。

布萊爾．霍茲比（BlairHoxby）對早期現代悲劇做了一流的泰瑞研究，他指出，「歐洲人曾經生活在沒有悲劇（the tragic）這個類別的時代裡，儘管當時他們身旁到處都是悲劇」。悲劇這個形式並非起源於時時刻刻對人類境況的反思，而是特定文明在面臨衝突時，為了捕捉轉瞬即逝的歷史時刻而產生的形式。

所有藝術作品都有政治面向，但悲劇從一開始就是一項政治制度。事實上，對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而言，悲劇就是最典型的政治藝術。鄂蘭寫道，唯有在劇場中，「人類生活的政治領域才會轉變成藝術」。古希臘悲劇不僅是政治制度本身，其中兩部作品，艾斯奇勒斯（Aeschylus）的《仁慈女神》（Eumenides）與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伊底帕斯在克羅諾斯》（Oedipus at Colonus），更是進一步關注公共制度的建立與維護。眾所皆知，悲劇的演出在古希臘屬於狄俄倪索斯（Dionysus）祭典的一部分，由城邦任命的個人出資舉辦，此個人的職責就是訓練合唱隊（Chorus）與支付其薪水。

城邦透過首席執政官（chief magistrate）的權威，對悲劇進行一般性的監督，並將演出的腳本保存在檔案館裡。城邦不僅支付演員薪水，也資助那些因貧困而無力支付入場費的市民入場觀看演出。戲劇比賽的裁判由市民選出，這些人無疑會把平日擔任法院陪審員與政治大會成員時慣用的精明幹練， 用於戲劇表演的評判上。尚－皮埃爾． 韋爾南（Jean-PierreVernant）與皮埃爾．維達爾－納給（Pierre Vidal-Naquet）評論說，這是「城市本身轉變成劇場」的問題。拉伊納．弗里德里希（Rainer Friedrich）則表示，「悲劇文本成為城邦市民論述這個大文本的一部分」。

因此，悲劇不只是美學經驗或戲劇場景，它也是倫理——政治教育的一種形式，有助於灌輸市民美德。對漢娜．鄂蘭來說，政治與悲劇劇場之間有著類似之處，因為前者是在充分公開的集會中進行，如同古雅典，政治集會讓參與者轉變成表演者，就像舞台上的演員一樣。往後，悲劇大多數時間都不屬於官方的政治制度，儘管十八世紀德國歌德（Goethe）的小說《威廉．麥斯特》（Wilhem Meister）與戈特霍爾德．萊辛（Gotthold Lessing）的戲劇理論都認為有成立國家劇院的需要，以促成民族統一。對萊辛而言，對其他同時代的一些德國思想家來說也是如此，劇院可以陶冶公眾美德與某種集體認同。

然而，無論是否以民族為基礎，悲劇依然以國家事務、反抗權威、雄心壯志、宮廷陰謀、不公不義、爭權奪利為主題，且這些主題全以貴族的事業為核心，他們的生與死對整個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從政治上來說，希臘悲劇擁有雙重角色，一方面肯定社會制度的存在，另一方面卻又質疑社會制度。藝術的內容可以使社會秩序獲得正當性，也可以提供觀眾心理上的安全閥，培養無害的幻想，使他們注意力分散，忽略統治政權各種令人厭惡的面向。亞里斯多德的《詩學》認為，悲劇並非無害的幻想，而是餵食觀眾某種劑量受到嚴格控制的情感（憐憫與恐懼），一旦過量，就會使社會顛覆。

簡言之，悲劇是一種政治的順勢療法。以悲劇作為一種批判作品來說，一場官方的政治活動，同時也是受尊崇的宗教節慶的一部分，居然大膽地以古希臘文明隱含的黑暗面為主題，包括瘋狂、弒父、亂倫、殺嬰等，無論怎麼巧妙地將這些主題安插到過去的神話，這樣的安排都是令人吃驚的。這就好像為了使英國女王榮耀而舉辦的花車遊行，花車舞台的主題居然是蘭斯洛特（Lancelot）與格妮薇爾（Guinevere）通姦與陳列開膛手傑克（Jack the Ripper）的戰利品。

依據亞里斯多德的看法，希臘悲劇可以提供某種形式的公眾療法，清除可能有害「城邦」健康的軟弱情感。然而，與柏拉圖（Plato）一樣，你也可以認為劇場的某些面向在政治上具有顛覆性，因此需要國家嚴格控管。往後，悲劇就有了一系列的政治作用。悲劇，既能提醒觀眾掌權者的權力有多麼不穩定而危險，也能提供一套民族賴以重生的神話。我們將會看到，日後德國悲劇哲學是如何解決中產階級文明初期湧現的某些矛盾。

悲劇的公共或政治面向，持續存在於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的劇場中，即使他的戲劇背景絕大多數屬於家庭。這是因為，在易卜生的作品中，家庭是傳達較深刻的社會議題的媒介，所以私領域與公領域變得難以截然劃分。在此之後，我們才看到所謂的私人悲劇大量出現，這些悲劇早在十八世紀一些家庭戲劇中已經能見端倪，這些戲劇的中心往往是一位亂倫的父親、一位染有毒癮的母親，或是一對已婚的伴侶，這些人最後都免不了落入家庭分崩離析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