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文：柴陽
夢境往往是影評元辯一個「承先啟後」的世界：無論是童年中根植的恐懼、或是黑暗未來即將發生之衝擊的預現或反制，夢魘本身往往帶有繼承與被繼承的中漫證夢特性。在紛亂而幽暗的舞拉夢之場域中，所有意象都顯得虛幻、斯馮善惡而有如同記憶或現實的提爾既視感。
起先做夢時，表現彼你會不確定你手一揮敲落的出悲花瓶，究竟是劇的境與交錯你潛意識中的懼意的碎裂、或是現實現實生活中物體物理性的解體；然而當你習慣了夢境的「虛構世界」，你便會逐漸放心而大膽地放縱自己的影評元辯潛意識進行內心的裂解式解析，而不再相信「現實生活」之場域會在自己嘗試「敲碎自我意識具現化之物件」時潛入你的黑暗周遭。
這既會造成一個人將夢佔領自身肉體的中漫證夢時間拉長、而有如將自身縮回自我世界而拒絕溝通外，舞拉也可能會在現實生活中無意識地做出夢境的斯馮善惡動作，導致自身受到（物理上的、或是因對「內心世界」之信任崩潰的心理式）傷害。
這就是所謂「白日夢」概念的生成，也是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想藉由《在黑暗中漫舞》形塑出的主角形象——逐漸沉入無限的自我空間中做夢，卻發現這層虛構的歡樂夢境使得他在現實中「再無法去分辨他人樣態的善惡」，進而對「遺傳做夢」予兒子感到恐慌。
本片敘事方式相對來說十分直截，僅有一條主要的故事線依時序進行推展。主角莎爾瑪作為一逐漸失去視力的女性，為兩位各持強烈「善惡本性」的男性所周旋；主角因弱視／弱勢，無從判斷雙方男性的虛情假意或真實情感，因此做出了錯誤的判斷、殺害了惡方而使得自己落入了惡方地位，並同時開始進行自我反思的叩問——自己還「得以生存」嗎？在自己的精神狀態已經顯得如此脆弱的情況下，保存自我還有其必要性嗎？
主角以「不欲看完整部音樂劇」的意象，來訴說他寧可在高潮中嘎然而止，而不欲以緩慢的身姿進行對宿命的抵抗，早先暗示了本片的結局。
除了片頭使用了兩分鐘的色塊結合扭曲來形塑出幻境的視覺效果，本片基本上與導演先前所推動的「逗馬95」宣言風格類似：整部片的拍攝觀點似一個客觀的、隨身DV式的紀錄片角度，畫面不停地因手抖而搖動、鏡頭也經常有光學變焦的突兀感，有如導演作為「旁觀者」去對身旁的人物進行紀錄，而不對其施以如特效、或特別的特寫長鏡頭等等「畫面意象／人物意象」置換。
因此，觀者的角度也被限縮在一個觀察者的角色，而彷彿無從透過鏡頭指引進入解析角色的內在。這層客觀性，也類似呈現了以「人的肉眼」直接在劇場中「觀看音樂劇」的感覺。
問題是，莎爾瑪究竟想要「抵抗」什麼東西？這層「視線的衰退」又暗示了哪一種自我感知觸角的衰退？我們可以追根究底探查莎爾瑪在本片中的狂熱與恐懼。
主角的熱忱（或是生命的意義）很大程度體現在兩者上：其一即為音樂劇、其二即為為子治病；先從音樂劇的方面談起，主角對音樂劇的啟蒙點為他看過一部美國歌舞電影片，並對其中的男主角與美國的意象產生狂愛，認定其充滿幻想與奔放的氛圍為其在捷克「無法獲得」，而需遠道至美而獲得的。
Photo Credit: 光年映畫提供值得注意的是，創造出主角原初慾望的存在是一部「電影」，電影本身不若現場音樂劇之形式，具有能將歌舞之幻想空間重複複製播放的特質，其會開啟一個非現實三維的平面虛構空間，便於使觀者脫出現實、戀物似地對其影像與聲音行復沓之追尋；然而，真正的歌舞劇卻是現實而轉瞬即逝的。
無論是在片初歌舞劇導演對演員的批判，乃至於片中主角殺人後現身時劇場中角色的拒斥感，真實存在在劇場中的歌舞劇具有世俗、不寬容且公共性強烈等特質。此時，主角童年記憶中的「歌舞劇電影」與當下發生的「舞台歌舞劇」便出現了斷點；此斷點正巧妙地搭配上了導演對「夢境／現實」的交互辯證。
就我的淺薄理解，我認為這層虛實間的對話，得以使用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解析符號學中的兩個概念進行探討——「前符號態」與「符號象徵態」。
「前符號態」類似一種在嬰兒初生時與外界的初步互動形式，在此時嬰兒尚未習得語言，而無法以主體方式溝通，則與母親進行純身體上的互動，不具所謂語言型態然具有節奏等音律，這層符號概念亦體現在精神疾病患者的解離話語，或是構成「詩意」美感的片段言詞做展現；「符號象徵態」則是當嬰兒進入社會後所習得的、被社會規範限制的的表現態。前者無法在社會中組成「意義」，因此必然內在於後者，而需仰賴後者進行表述。
然而，此兩種符號卻仍然會在內心中形成一種「互文的張力」並互相影響，最終依賴書寫的方式，來將前者之慾望透過社會的辯證而規範化。
Photo Credit: 光年映畫提供在本片中，莎爾瑪記憶中的「電影歌舞劇」作為一種原初的潛意識慾望，而需要透過表意的符號，也就是「劇場歌舞劇」似的現實生活進行白日夢之訴說；實際演練的現場歌舞劇（甚至是所謂當下生活中的「舞台」）充滿挫折與無所適從，我們可以看見主角不停受到對「過往記憶的潛意識幻境」之感召而進入劇場（無論是實際的劇場舞台，或是如水槽工廠、警察房間、牢獄、絞刑台等），卻不得不以「在『現實』中進行不存在的幻想」之白日夢方式退出。
一切的憶想幻夢，都必須以正在經歷的生活作為「意義承載的媒介」，但現實卻又逼迫主角進入內在的幻想空間——白日夢的出現，必須透過正在「社會存在的世界」發生的事件進行觸發——這兩種符號的相互對話充分體現出「深層記憶的湧現」一事與其「解離生活」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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