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採訪、專訪整理、野番憶成撰稿：徐熙婷、茄廖陳怡均、克發廖淯淇、關於張瑜芬
來自馬來西亞、個的事定居台灣已久的體記導演廖克發，過去拍攝的為台灣人紀錄片作品如《不即不離》（2016）、《還有一些樹》（2019）大多關注馬來西亞歷史及相關議題。複雜
新作《野番茄》最初是專訪受高雄電影館之邀，拍攝二二八事件雄中自衛隊。野番憶成但在進一步了解這段歷史後，茄廖他主動提出想將內容延伸為日本統治後期至二二八事件的克發當事者及後代，並記錄下許多相關地景現今的關於樣貌。
這是個的事廖克發首部以台灣為題材的紀錄片，之所以將目光對準台灣，其中一個動機是兒子出生、自己也拿到台灣身分證，因此想用鏡頭告訴兒子「台灣是什麼樣子」。本次採訪，他分享了更多創作歷程與拍攝點滴，強調在大敘事下，聆聽人們心底細小回憶的重要性。
- Q：拍攝本片之前做了哪些準備？
我過去創作時比較以拍攝為主，並同步做田調，但是《野番茄》的史料背景很多，所以田調花費的時間跟拍攝時間比例相當。
田調工作主要是讀許雪姬教授做的高雄二二八口述史，共五大本，我看了所有的口述，並再三與被攝者的訪談內容對照，確保他們所說的地點、事件是真的，畢竟人的記憶容易被大敘事扭曲，我希望盡量避免呈現這些內容。
不過口述史裡面記載的很多關鍵證人都已經過世了，還活著的也不是第一現場目擊者，他們都是第二代，但我至少能從口述史裡知道並確定事情存在。
- Q：為什麼以《野番茄》作為片名？
我一開始設定了很多片名，但拍了以後才決定用《野番茄》。我最早是從《報導者》讀到林黎彩阿姨談番茄的記憶，見面之後聊起來，她說「對啊，有這件事」，但她當時沒有想到我想拍這件事。
大部分受難者都覺得我要拍「家人是怎麼過世的」或「事件後生活多麼悽慘」。其實我想拍的是，對她自己很重要的情感——野番茄的記憶。
林黎彩阿姨很介意為何她當時只顧著吃番茄，沒有為媽媽多做一些什麼，因為她媽媽不久後就自殺了。但事實上很難要求一個小女孩在那個年紀知道什麼是悲傷，她甚至連爸爸如何過世都不太清楚。我想表現的是「人的灰色地帶」，人心裡的某種矛盾，而非討論誰對誰錯。
Photo Credit: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 Q：導演是如何尋找並選擇被攝者？
尋找被攝者的管道必須是發散性的，有的透過二二八關懷協會，有的透過自己認識的高雄人或導演，台籍日本兵就是透過朋友介紹而來。我不覺得選擇這位台籍日本兵，他就需要代表所有台籍日本兵，他代表自己就可以了。我希望呈現的是個體敘事，多過於他需要代表的某個群體或國家。這是作為一個人的自由，這種個人自由不需要為了任何政治信念而犧牲。
那位老兵不喜歡提自己當初到南洋打仗的事，他最驕傲的是自己蓋的三合院，還會指著附近其他房子，說那是他兒子娶媳婦時自己幫他蓋的。這些對他們來說很重要的東西，我都會想辦法放在片子裡，這就是我所謂「記憶的重量」，它能讓一個人很美麗。
林黎彩、林黎影姐妹以及李宜宏先生，則是透過高雄的二二八關懷協會認識的。當「野番茄」這幾個字從林黎彩口中說出來，就有一種氣味，它不只是一個客觀的詞彙。番茄對於林黎彩是有重量的；老兵唱日本桃太郎童謠，桃太郎對他而言是有重量的；李宜宏講爸爸，爸爸對他來說具有特別的份量。
如何選擇被攝者，取決於我能不能拍到最貼近被攝者內心的想法，我很重視每個人說的東西，因為那在他們心裡面是有重量的。在大敘事的背景底下，這些個人的敘事似乎變得不重要，但我更在乎的是他們生命裡那些細微的事。
- Q：除了人物，本片也透過遺址空間推動敘事，能否分享這樣安排的想法？
我發現台灣軍事遺址的密度很高，就像隨時準備好要打仗。片中這些遺址是由日治時期被徵召的台灣年輕人蓋的，後來有些被國民黨徵用，我很想知道這些遺址現在的狀態——我拍到很多農夫用來養蜜蜂或養雞。
我想說的是：除了人有記憶以外，一個地方也可以有記憶。比如養蜜蜂的老人可以跟他的孫子說：「這個就以前日本的砲台，阿公年輕時蓋的，現在沒有打仗了，我們就拿來養蜜蜂。」這就是一個場域的記憶。當一個地方變成能夠向別人說故事的現場，這個地方便有記憶留下。
- Q：家族與記憶的傳承和延續似乎很吸引你？
是啊，我一直覺得人類傳給下一代最好的東西不是基因，而是故事。我之前的作品都在拍我阿公是誰、爸爸是誰，必須知道他們來自哪裡，因為這些故事裡面有智慧。
林黎彩阿姨在片中有很多話是說給女兒聽的，不是當面說，而是透過片子。她想把一輩子最精華的東西告訴女兒，告訴她：「人生就是會這麼複雜，你要做好準備，也許有一天你的人生會走到這麼複雜的地步。」
如果有一天，我們面臨很重大的抉擇，或遇到灰色地帶，不要覺得我們是孤單面對這些事，因為前一代也有人面臨過。我們會跟林黎彩的爸爸一起面對、會跟當時的台籍日本兵一起面對，而不是一個人孤孤單單面對自己的人生，這就是智慧，是所有人都需要的，因為它能帶來力量和勇氣，切掉脈絡便是單打獨鬥、從零開始。
Photo Credit: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 Q：片中穿插楊秀卿老師唸歌的橋段，請問這樣安排的用意？
因為一個片子要有敘事的背景，要讓觀眾清楚，我不想用客觀的旁白例如歷史學者來講述，最後選擇用楊秀卿的唸唱。
唸唱像老百姓在回憶這件事情，而非「我講的就是對的」那種專業、學術的口吻。而且唸唱的本質跟爵士樂很像，寫歌詞給楊秀卿阿姨，她不會照著唱，她會即興、會一直改，每次唱的版本都不一樣。我希望歷史的敘事應該要保留在老百姓之間才有彈性，不是留在所謂的學者和學術領域。
- Q：拍攝過程中最大的困難？
最大困難可能是台灣歷史的複雜度非常廣，原來不同族群的歷史觀念完全不一樣。外省族群的二戰經驗是他們最後從中國逃到台灣；本省人的二戰經驗是去東南亞或南洋打仗，回來的時候發現整個國家變得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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