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文：柴陽
當我一步步離開公路走向幽深，書評死原贖罪疏離玉米葉摩搓的平路聲音繼續在我耳邊嘈切，奇怪的玉米憶是，雖然酒意不見了，追索治寓我的多重的政血液卻加倍澎湃起來……
城郊的田野與土壤使人前仆後繼地誤入，虛構的書評死原贖罪疏離、橫跨東西半球的平路土地連結跟隨著植物的竄生意象而成型，於是玉米憶如同滿佈眼前的玉米植株一般，屬於台灣華僑集體的追索治寓歸鄉潛意識便在炎炎夏日中破出地表。八零年代外地文學帶有的多重的政重層疏離感：「外國與本國」間的隔閡、與其連帶的書評死原贖罪疏離「城區與鄉間」間的隔閡，便清楚地顯現在這篇「政治寓言」之中。平路
平路〈玉米田之死〉向來被視為八零年代外地文學乃至都市文學的玉米憶名篇，其中平路本身的追索治寓留外背景、以及小說中對台灣原鄉的多重的政追索，都共同支撐起了本作品的經典性質，為八零年代漂浮於政治改革、中外文學傳統的跟隨、中國／台灣主體的選擇等議題而無根的台灣社會留下顯眼的註解。
然而，在對土地的歸返以外，本作更深入地討論了「新時代的變遷」：從已經進入後工業化社會的美國場景，作者更試圖藉此召喚、預視台灣作為新興工業社會的可能前路，其中無論是對工作本身的循環性質的疲倦、對妻物質主義的厭倦、對乾枯城郊玉米田的排斥，都似乎暗示了作者對所謂「『純樸的』、『純真的』甚至是『孩子氣的』回憶場域」的嚮往與依歸。
針對這篇作品，所謂「政治寓言」一稱呼或許某種程度上正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作並不只是單向地透過「角色的自白」提供讀者「回歸鄉土」的呼告，而是透過該角色觀察劇中劇後，「如同讀者進行反思」、並使用實際行動進行表述。
一篇呼告性質強烈的小說能夠構築起屬於它的代表性，似乎或多或少需要依賴對現實局勢或群眾心態的細微觀察，進而在虛構情節中藏入具有時代價值的共同思辨；事實上，本作的主要劇情，也就是陳溪山的死，在主人公眼中更類似於旁觀性質強烈的「故事」：作者選用「條列化的側寫對白」來描寫陳溪山的形象，不外乎即欲將其形塑為一無法觸及的、僅能透過二手資料蒐集的「整體形象」，彷彿其即象徵作者本身在現實生活中所觀察的不具名多數台灣人一般，而非針對一特定對象、硬性地透過全知視角進行其身份樣貌的完整描述。
如此，作者選擇性迴避了報導文學式的真實性追求，使得主人公一方面能夠擁有「記者」身份所暗示的在場優勢，亦能透過工作性質的褪去、進而擁抱不需對工作倫理負責的虛構，於是讀者便得以認知到小說情節作為「被記者之筆所記錄下的擬仿心理空間」的擬真構造。
從另一個角度思考，本作作為一篇僑居國外台人所書寫的華文小說，當初投稿於聯合報文學獎，可見其閱讀受眾必然以台灣人為主；因此作者寫作策略將陳溪山與主人公間的距離拉大，便能反向將讀者置入空白的陳溪山角色中，藉由使讀者反思陳溪山的行為與動機、也將讀者／陳溪山的集合體形象安置上一「台灣人」之標籤，並以此群像為主人公反過頭來展演了所謂的「台灣人寓言」。
於是，本作的劇中劇性質為其提供了兩條閱讀路線：以一般讀者形式去玩味主人公與「真實空間（美國社會）」的對話與角力（如主人公與妻的疏離、對每次採訪的細微場景描寫、或是對自身工作環境的喜惡等）、或是以台灣人身份觀察主人公與「虛構內心空間」的追尋（由於看見陳溪山對自身根源的追索、於腦中反思自身與舊時故鄉的連結）。
兩條故事線彼此交錯，便組合成了主人公對八零年代漂浮現實（與主人公嘗試破除漂浮性質之嘗試）的完整認知圖像。另外，作者亦透過營造出一條懸疑的故事線，為主人公「叛離現實生活而進入自我空間」的事實帶來了推理性，藉此鋪承出台灣人對原鄉追溯的曲折心理變化。
有關於小說內部所使用的意象，其中最顯眼的即為植物之形象。在本作中分別有兩組植物向上竄升的描寫：其一即為玉米田——在主人公所幻想的陳溪山生活中，他所居住的城郊新建物旁、玉米植株的生長同時勾引了陳溪山作為台灣南部小孩的魂魄；其二則是在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中，對於屋外草皮的竄升、以及美國夏日的炎熱所帶來的「熱帶雨林」幻視。
兩者相異之處即可套用前述所謂「真實空間」與「內心空間」的系統：影響草皮生長的為美國當地的溫度、以及主人公對於自身生活之牢籠的認知程度；主人公位於美國的家屋表面上充斥光明穩定的氛圍，實而卻因主人公本身的怠惰、妻子的功利性格與生活的停滯而逐漸遭受到遮蔽；然而，此處的「生長」是虛構的、想像的，所有的窒息的堆疊皆僅呈現主人公自身的思考中，而草皮也永遠不可能成長成如雨林般龐大的規模。
另一方面，主人公從未親眼見證玉米田的成長，僅虛構出一陳溪山「看見玉米成長、回想過往而被魅惑」的畫面，然該植物的生長確實是讀者與主人公童年皆曾看過或想像得出的。既然「思想中的」植物比起真實植物更真實，從此處作者對物質主義的「現實美國」與鄉土的「想像原鄉」所做的優劣二元區分於是成立；也藉此，「他人對實際之土壤的追尋」一事，也對應、批判了漂浮無根、且無任何投射物（參下段對「孩子」誕生與否的討論）可供消耗熱情的主人公自身。
然而，作者亦未將植物所可能衍伸的對比結束於此，而在虛構與現實中皆分別又開啟了另一層對照。首先，在現實生活的故事線中，植物所隱含的生長形象折射、體現在了兩位妻子對孩子的接受程度上：陳溪山之妻嘗試扶養其遺落下來的孩子，而促成了草皮虛假成長的主人公之妻卻拒絕讓兩人的孩子誕生；孩子本身作為一種自身幼時的倒影，其逝去彷彿便暗示了主人公對過往的忽視或遺忘，於是，主人公至此無從（在陳溪山出現前）使自身「回憶中的玉米田」成長、甚至喪失了將孩子投射為另一「向回憶中的童年與純真追溯」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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